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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泽与


www.uof6u.com manbetx足球传媒网 2020-06-21 来源:manbetx足球日报  【打印】【关闭


宗泽画像

周书浩

  一

  宋徽宗宣和六年(1124)春,宗泽出任(今四川manbetx足球市区)通判。该年他虚岁六十有五。

  先介绍一下宗泽出任通判前的经历。

  宗泽,字汝霖,婺州义乌(今浙江义乌)人。宋哲宗元祐六年(1091)进士。因“廷对极陈时弊,考官恶直,置末甲”(《宋史卷三百六十·列传第一百一十九·宗泽》),殿试录取时,主考官将他置于最低等级。元祐八年(1093),任馆陶县(今河北馆陶)县尉。宋哲宗元符元年(1098)至宋徽宗政和四年(1114),又先后任龙游县(今浙江龙游)、胶水县(今山东平度)、赵城县(今属山西洪洞)、掖县(今山东莱州)知县。政和五年(1115),在京东东路安抚使梁子美推荐下,宗泽升任登州(今山东蓬莱)通判。宣和元年(1119),年届六十的宗泽乞请告老还乡,获准授予主管南京(即应天府,今河南商丘)鸿庆寺虚衔,遂退居东阳(今浙江东阳),结庐山谷,安度晚年。这期间,有人向朝廷检举宗泽任登州通判时蔑视道教,说他改建登州道观神霄宫不当,宗泽被褫职羁置(宗泽在登州惩处过跋扈的道士高延昭,高是当时著名高道、神霄派领袖林灵素的门徒,因宋徽宗迷信道教并宠信林灵素,高为报复宗泽,便通过林构陷宗泽)。宣和四年(1122),朝廷举行祭祀大典,大赦天下,宗泽差将镇江府(今江苏镇江)酒税,叙宣教郎。宣和六年(1124)春,任通判。

  再说说“通判”这个官职。

  州是宋代统县政区政府组织之一(宋代统县政区政府组织还有府、军、监),长官由朝廷委派京朝官(在二品以上及带中书、枢密院职事者)担任,其差遣名为“权知某州军州事”,简称“知州”,表示以朝廷命官身份全权管理一州军民之政。知州手握大权,可直接向朝廷奏事。宋真宗时,朝廷担心知州权力过大,影响中央集权制,便在州设置“通判”(全称“通判州军事”)一职,以掣肘、限制知州专权。通判本来是用来监督南方割据政权的留用官员的,在宋初统一南方的过程中,往往继续任用原有政权的所谓伪官担任各州长吏,以保持统一政权的稳定。但宋太祖又疑心这些降官怀有贰意,于是特设通判一职,以示监督之意。故建隆三年(962)平定荆湖,“始命刑部郎中贾玭等通判湖南诸州”。乾德三年(965)平西蜀,这一措施普遍推行,凡新入宋诸州不论其是否留用“伪命官”为知州,一概设置通判,但规定只有在荆湖、西蜀“伪命官”为知州的各州中,通判权力最大。这些州的公事必须由通判与知州同签,方得以实行(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》四七之二)。随后,此制度又在全宋推行,除万户小州外,各州均按州等第之别设置通判一至二员。

  通判一职,既非知州之副贰,也不是其属官。虽然形式上位居知州之次,但权力却不在其下,有时甚至更有实权。欧阳修《归田录》卷二:“国朝自下湖南,始置诸州通判,既非副贰,又非属官。故尝与知州争权,每云:‘我是监郡,朝廷使我监汝。’举动为其所制。太祖闻而患之,下诏书戒励,使与长吏协和,凡文书,非与长吏同签书者,所在不得承受施行。至此遂稍稍戢。然至今州郡往往与通判不和。往时有钱昆少卿者,家世余杭人也,杭人嗜蟹,昆尝求补外郡。人问其所欲何州,昆曰:‘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则可矣。’至今士人以为口实。”

  从欧阳修的记载中,我们可知当时一些地方知州与通判多有不合——这容易理解,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,一山难容二虎,但制度的设计又并非知州所能撼动。故通判与之发生龃龉时,时不时就会威胁说:“我是郡监,朝廷使我来监汝。”再从钱昆的“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”去做官的想法看,他说的是实话,可知当时的知州是多么受制于通判。

  宋代的州并非单一首长的形态,而是近似双头政治的知州——通判体制。通判分割知州事权的形式虽与路一级诸监司(即转运使司、提点刑狱司、安抚司、提举常平司)互相牵制的形式不同,但实质却是一样的。与知州同领州事的通判有权监督和向朝廷推荐本州的官员,甚至举发知州的不法。所以当时的人又把通判称为“监州”“监郡”。到了南宋,通判之职更加重要,至有一州而署三通判者。宋孝宗淳熙年间(1174—1189),就设通判二人。今区南龛老君洞石壁刻有赵公硕《积雨初霁,乘兴邀王和叟、赵久成二监郡游南山,饮于云间阁,因成一诗,醉书于石壁》诗就是证据。赵公硕,浚仪(今河南开封)人,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(1151)进士。老君洞石壁上的石刻文字是他约于淳熙十年(1183)至十一年(1184)任知州时的题名。



宗泽著作《宗忠简公集》

  二

  宗泽判,其政绩《宋史》本传无载;因岁月绵远,民间也没留下零星的、可靠的传说,故今不可考。

  在,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郁闷的时候。斯时,金国已在北方崛起,辽、金、宋之间正展开激烈的争斗。忧国忧民的宗泽却在西南边陲的坐“冷板凳”,实在是出于一种无奈。他不能实施抱负,展示才能,按自己的意愿行事,郁郁寡欢、闷闷不乐也是人之常情。比之日后他干的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,《宋史》在为他立传时,判一事的权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,这是修史者取舍素材时的审慎起见,并无厚此薄彼之意或有意为之。

  宗泽对的贡献,在于他创作的三篇传世名文,即《贤乐堂记》《重修英惠侯义济庙记》《古楠赋并叙》。

  贤乐堂遗址在今区政府与区图书馆之间。宣和六年未修此建筑前,这里是通判办公处北面、也就是临巴江边不远约数亩的荒地。从宋神宗熙宁年间(1068—1077)至宋徽宗宣和六年,五十多年里,走马灯似的更换了二十多个通判。这些通判在任时,都未整治这块荒地。其中,有心整治的,“足迹及之,往往掩鼻蹙额,唾之而去”。其他通判就视而不见,从未留心此事。宗泽到任职几个月后,有一天,来到这块荒地里,四面观望,反复察看,忽然有了感悟,认为“天下佳处,尝藏于众人不识之地”,认为是专门等他来改造此地,才能显示它的美好。“于是,斩荆棘,锄蓬茅,易败坏,泄汙潦,因高而基之,就下而凿之。首构一堂,独擅群胜”。站在堂前,抬头观望,“四山回环,如列屏嶂,争雄竞秀,来人目中”。因贤乐堂地基筑得较高,加之那时无城墙,州城附近山川风物一览无余,尽收眼中。站在堂前,人们一边观山望景,一边感慨“岩花春盛,木叶秋落,于此可以鉴荣谢;岫云朝出,林翮暮归,于此可以喻出处”。堂的东面,深挖土石,建了一个大方池,周围植竹,因一时没有想好妥当的名字,勉强命名“竹溪”。流往方池的水边建一阁,取名“思逸”。有了池、阁,就“可以想见徂徕之侣,依翠阴,俯清涟,放浪沉饮,高吟大笑于清圣浊贤之间,脱然远迹于声利之场也”。堂的西边,凿了一个曲池,种上桃树,枝叶覆盖了池中的假山,取名“桃溪”。跨溪为小桥,命名“访隐”。有了曲池、小桥,就“可以想见武陵桃源,流水莹碧,落英泛红,渔舟之子,访昔隐人,夜半月明,魂清骨冷,洒然如出风尘之外也”。堂居池、亭、桥之间,翠竹、桃花、流水、游鱼、假山等众美并见,就给堂题写匾额“贤乐”。

  堂名“贤乐”,取《孟子·梁惠王》“贤者而后乐此,不贤者虽有此,不乐也。……古之人与民偕乐,故能乐也”句意,意思是有道德的人才能享受这一种快乐,无道德的人即使有这种快乐也在内心体验不到(省略内容为孟子以周文王和夏桀之事举例)。古代的人(周文王)与民同乐,所以能获得真正的快乐。建贤乐堂,宗泽将此举与周文王建“灵台”“灵沼”相比,不免有些自诩,但这样的类比是对自己的激励。古人就是一面镜子,要知行合一,唯有从一件件惠及民生、快乐百姓的事做起。涉及“乐”,尽管未能超越前辈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(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)、“人知从太守游而乐,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”(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),但宗泽的初心是真诚的。

  昔日的荒污之地摇身一变,脱胎换骨成一个公园,宗泽会心一笑,有了小小的成就感:“昔者恶木蔽天,不翦不伐,枭鸱捷鸣于其上,今则桃李成蹊,松柏如盖,春莺鸣,秋鹤唳矣。昔者蔓草据地,不芟不夷,蛇虺蟠伏于其下;今则兰杜夹径,芙蕖满塘,鸳鹭游,嘉鱼跃矣。”

  公园既成,正是“时序之良,景物之美”的季节,州城居民前来游玩的人络绎不绝。无论是站在堂上观山望景,还是在堂的前后左右漫步,游人皆赏心悦目,心情舒畅。

  州城有了一个居民游乐的新去处,宗泽与民同乐时,认为快乐尽管是人类普遍的一种情感表现,但每个人的“乐”又有所不同,从人的精神层面来说,有外在的“共乐”和内心的“独乐”两种。“或举白痛饮,或挥麈剧谈,或射、或弈、或琴、或啸,披襟清径,弄花香渚,终日与鱼鸟相乐,恍然无异濠梁之观、海上之游也。此其所乐,人之所同者也”,这是外在的“共乐”。“若曰是地不过数十步,山得无谢昆仑之高乎?水得无谢云梦之大乎?堂得不为大厦耽耽者羞乎?不知一拳之石,与泰山同体,一勺之水,与沧海同姓。堂高数仞,榱题数尺,亦古人得志者所不为。而吾耳目所寄,方寸所寓,自有至大者存,虽在环堵之间,旷兮曾无异乎广漠之野,无何有之乡也。此之所乐,己之所独也”,此为人之“独乐”。“人之所同,其乐自外;己之所独,其乐自内。二境虽不同,要知非贤者,则不与知也”。在阐释“共乐”“独乐”二者的辩证关系以及命名“贤乐”的意义后,宗泽认为唯有“与民同乐”才是真正的快乐,抑或说作为士大夫的人生最高境界和人格理想。

  昔为巴郡属地,故有巴郡太守严颜庙供州人祭祀。严颜庙遗址在今区草坝街将军宾馆侧。

  据《(嘉靖)保宁府志》记载,“严颜祠在(巴)州治西一里,(蜀)汉建兴十二年(234)立祠于墓旁。”

  在宗泽离世三十多年后出生的地理学家王象之在《舆地纪胜》卷四《舆地碑记目》中引唐德宗贞元元年(785)韦曾《严将军庙记》,言严颜庙在城西门;宗泽《重修英惠侯义济庙记》、明人曹学佺《蜀中名胜记》记载城内有忠义庙(义济庙),祭祀严颜和张飞,以上文献均未言严颜有墓在州城。州城西门外严颜墓及碑乃明崇祯十五年(1642)知州业可绪建立,清乾隆八年(1743)重建。至道光初年,墓碑、祠庙已破败不堪。道光九年(1829),知州陆成本增修前殿,刻大石像祀之,撰碑记,题匾、联,并于殿后建望江楼。前殿为瞻拜之区,后楼为游息之地。道光十一年(1831)十一月,代理知州朱锡谷又补刻墓碑,立于严公祠前殿右侧;光绪元年(1875)春,知州金凤洲培修望江楼,并作《重作严公庙望江楼碑记》。

  严颜“没千有余载,巴人事之如存,岁月追祀而歌舞之,若尝亲见其人,躬被其惠泽不可忘者”,州人祭祀甚谨。“凡过其门,无老壮贤不肖,必以手加顶,至于再三,如神灵真在其上。以至雨旸之愆,疾病之苦,率诣祠祷之,无或不验”。鉴于此,北宋末年,知州多次将严颜“显灵”之事奏报朝廷〔一直到清代严颜庙都还在“显灵”:大的事件一在咸丰十年(1860),一在同治元年(1862);平常州人“疾病之苦,率诣祠祷之,而无或不灵”,详见同治十二年(1873)任知州的金凤洲光绪元年(1875)所作《重作严公庙望江楼碑记》〕,朝廷顺乎民意,赐严颜庙额“义济”,为严颜加封爵号“英惠侯”,严颜庙被称作“英惠侯义济庙”,并将百姓对严颜的崇祀由民间信仰变成国家典祀。

  唐末五代,“置君犹易吏,变国若传舍”(欧阳修《新五代史·序》)。伴随着兄弟杀伐、父子反目、权臣篡夺、军校拥立,长期笼罩在皇帝头上的“上天元子”的神光被彻底剥夺,历代儒士和历朝君王反复倡导和竭力维护的专制统治秩序荡涤殆尽,重建封建伦理纲常成为赵宋皇帝和士大夫们的要务。一方面儒学家们依据儒家经书阐发义理,欧阳修为褒奖王室、激励忠臣而修《新唐书》《新五代史》,孙复为“尊王攘夷”“诛乱讨贼”而著《春秋尊王发微》,“二程”《语录》把纲常伦理说成万古不变的“天理”;另一方面朝廷采用追赠爵号、赐予庙额等形式来表彰忠臣义士。仅三国蜀汉人物受到宋廷加封赐庙的就有多人,其中关羽、张飞和严颜同时在两宋之际受到朝廷封赠。

  严颜,东汉末年益州巴郡太守,生平事迹不详,唯与张飞攻守巴郡之事附见于《三国志》卷三十六《蜀书六·张飞》——“先主入益州,还攻刘璋。飞与诸葛亮等溯流而上,分定郡县。至江州,破璋将巴郡太守严颜,生获颜。飞呵颜曰:‘大军至,何以不降而敢拒战?’颜答曰:‘卿等无状,侵夺我州,我州但有断头将军,无有降将军也。’飞怒,令左右牵去斫头,颜色不变,曰:‘斫头便斫头,何为怒邪?’飞壮而释之,引为宾客。”此即正史记载的“张飞义解严颜”事。巴郡之人,有感于严颜之忠义勇烈,历代建庙祭祀。

  宣和四年(1122)冬,新上任刚三天的知州(姓名不详)便谒于英惠侯义济庙,礼甚恭。宣和五年(1123),知州担心春季干旱、秋季雨涝,便率官吏到庙里祭祀,有求于严颜冥冥之中保佑风调雨顺,结果有求必应,是年州人喜获丰收。宣和六年,州署代表朝廷举行例行祭祀大典。这一年,宗泽正好判,与知州等官吏一同参与祭祀。知州恭敬地走到庙前,见祠庙破败不堪,内疚地对属下说:“按朝廷有关条例规定,英惠侯在常祀的典章之内,并且有德于巴地之人。今天祠庙破败不堪,摇摇欲坠;房顶漏雨,室内潮湿。祠庙不能遮风避雨,连人都不能居住,神岂能在此安居?《左传》言‘夫民,神之主也。是以圣王先成民,而后致力于神’,况且本州年年五谷丰登,朝廷德泽下流,饥饿的人有饭吃,劳力的人休养生息,无抢劫偷盗,牢狱空空,人民安居乐业,一方得到治理,现在正好应该祭祀英惠侯。”言毕,现场办公,安排部属着手修缮义济庙。

  不要百姓捐募,也不许其他渠道筹资,州署官吏纷纷捐俸钱,不到两个月时间,义济庙修缮维护工程告竣。修缮之前的义济庙地势低,现在地基加高了;原来堂屋狭窄,现在变得宽敞明亮。举行落成典礼仪式之日,知州带领僚佐又来祭祀,知州亲自撰写祝辞并大声朗诵。祭祀结束,众人一致认为,如此崇隆的祭祀,可谓真心诚意,没有辜负英惠侯的保佑。知州对站在一旁的宗泽说,宗监郡,你文字功夫好,拜托你写篇文章记载这个事情的经过吧。宗泽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,于是就写了《重修英惠侯义济庙记》这篇文章。

  从作文这件事看,可知宗泽与时任知州相处融洽,彼此尊重,并未抬杠争权、相互拆台。当然,严颜是宗泽极钦佩、敬仰的人,他也乐于做这样的事。

  宗泽在《重修英惠侯义济庙记》中评价严颜“智”“忠”“勇”“义”兼而有之,赞美严颜“侯之赤心,烈火之赫;侯之劲气,金石之坚。智足以谋,而惟忠是效,勇足以断,而惟义是为。使之遭盛时,佐明主,任之大事,假以重权,必能奋不顾身,行其所志,而尽其所长。勋烈之伟,名节之显,当与古社稷臣比肩矣”。同时,又为他的遭遇哀不幸:“惜乎!生而不幸,委质于僭窃之牧,使功名不显于天下。死而不幸,史臣不为立传,本末不见于后世。仆每读《张飞传》,见侯行事,未尝不废卷太息,而为之横涕也。”最后,感慨万端:“抑世之士大夫,有以柔声媚色,期就软熟,巧为进取,冒躐华要。或不得已而补外,犹窃名藩巨镇,坐尸宠禄。一旦事出非意,神气骇夺,莫知为计。甚至于变服杂庸,匿田舍中,以幸苟生,俾一方生灵鱼肉贼手,国家果何赖于鼠辈为哉?然则严侯之忠谊,诚可尚也,宜乎血食巴土,万世而无替。”

  宗泽借严颜“智”“忠”“勇”“义”及怀才不遇与当世奸狡窃权、苟且偷生的一些达官显贵对比,同时也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,隐喻自己对朝廷赤胆忠心,宁做“断头将军”,不做“降将军”视死如归的决心,为日后的人生走向做了预设。

  南龛寺(即光福寺,遗址即今区南龛摩崖造像前的台地)古楠树植于齐梁时期。唐肃宗乾元三年(760)四月十三日,刺史严武作《奏请赐南龛寺题名表》,请求唐肃宗为南龛寺赐名,唐肃宗赐名“光福寺”。之后,严武作《题南龛光福寺楠木》诗,御史史俊也有唱和之作《题光福寺楠木》。此时,楠木已近三百年树龄。

  宗泽到任职不久,三个月之内,就两次前往南龛寺观瞻古楠树,读严武、史俊刻在石壁上的《题南龛光福寺楠木》同名诗(诗刻南龛老君洞石壁,严诗今日尚清晰可见,史诗字痕已一半漫漶),感叹古楠树“老于岩谷而可怜”,于是慨然操笔而作《古楠赋并叙》。

  宗泽在赋中感叹:“吁嗟!斯木之异兮,有不遇之穷”“抑亦岂无工师之良,识尔材之非常?用之为栋梁,则足以建九重之明堂;用之为舟楫,则足以济巨川之汪洋;用之为宗庙社稷之器,则足以参鼎鼐、交神明、荐至德之丛馨香。夫何默默而甘老于穷山寂寞之乡”。在赋中,以三个“尔胡不”、三个“用之为”说明古楠树生不逢时,不为人识的遭遇。此乃作者以古楠树自况,发泄胸中不平之气。最后,以“吾非不知强自取,藏器以待时而动,老当益壮,自任以天下之重”“若曰不遇,自有物主之,非吾所能为,姑亦付之一梦”自谓,声明受恩深重,甘愿淡泊自处,守正待时。此乃作者怕招来笔祸的夫子自道。《古楠赋并叙》通篇借景抒情,铺采摛文,体物写志,表达自己怀才不遇、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。字里行间,抑郁之气扑面而来,令人唏嘘。

  五十六年后,也就是宋孝宗淳熙八年(1181),古楠树因根腐朽,于该年七月四日下午仆倒在地。淳熙六年(1179)任州判的赵善期(号成父,宋太宗七世孙)对此有详细的记载(见南龛老君洞后壁摩崖石刻)。古楠树仆倒之前,赵善期还用郑国公严武《题南龛光福寺楠木》诗原韵,作过《古楠歌(用郑公韵)》。从栽植到仆倒,古楠树大约活了七百岁。

  三

  宋钦宗靖康元年(1126),金兵南侵。在御史大夫陈过庭推荐下,宗泽被借以宗正少卿身份,充任和议使,离开。

  朝廷权臣认为宗泽刚直不阿,不利于宋、金“和议”,旋改知磁州(今属河北邯郸)。该年宗泽六十七岁。

  “靖康之变”后,康王赵构任“天下兵马大元帅”,宗泽副之,收聚溃兵,招抚义军,挫退金兵进攻。宗泽等人支持康王即位称帝,是为宋高宗。随后,宗泽又改知青州(今山东青州)。宋高宗建炎元年(1127)六月,宗泽任东京留守,知开封府,启用岳飞等人为将,屡败金兵。金兵畏惮宗泽,宗泽“威声日著,北方闻其名,常尊惮之,对南人言,必曰‘宗爷爷’。”(《宋史卷三百六十·列传第一百一十九·宗泽》)

  宗泽一直为黄潜善、汪伯彦等权臣所抑,曾二十多次上书宋高宗,力主还都东京,并制定了收复中原的方略,均未被采纳,忧愤成疾,疽发于背,建炎二年(1128)七月十二日病逝,享年七十岁。临终前,风雨昼晦,连呼三声“打过黄河”,无一句话涉及家事。宗泽死,举国号恸。朝廷追赠观文殿学士、通议大夫,谥号“忠简”。其子宗颖及爱将岳飞扶柩至镇江,葬于京岘山北麓。

  宗泽文武双全,有《宗忠简公集》行世。

  “秉义郎岳飞犯法将刑,泽一见奇之,曰:‘此将材也。’会金人攻汜水,泽以五百骑授飞,使立功赎罪。飞大败金人而还,遂升飞为统制,飞由是知名。”(《宋史卷三百六十·列传第一百一十九·宗泽》)宗泽是岳飞的救命恩人,并且成就了岳飞,后世自己也被誉为“抗金名将”“抗金英雄”。

  宗泽“自幼豪爽有大志”“质直好义,亲故贫者多依以为活,而自奉甚薄。常曰:‘君父侧身尝胆,臣子乃安居美食邪!’”(引文同上)早年历仕诸邑,随牒州县,沉埋簿领,历哲宗、徽宗两朝三十余载,多有政声,但奸臣当道,长期得不到提拔重用,将近古稀之年才累官开封府尹、东京留守、副元帅,总算大器晚成。

  王夫之曾将宗泽与陶侃相提并论:“以将相言,宗汝霖固陶侃之流匹也。”(《宋论·徽宗》)

  陶侃,字士行(一作“士衡”),出身贫寒,初任县吏,后逐渐出任郡守,为稳定东晋政权立下赫赫战功。他治下的荆州,史称“路不拾遗”;他精勤于吏职,为世人称道。

  立德、立功、立言,古人谓之“三不朽”,宗泽无疑样样做到了。

  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,在一个崇尚义理之学的年代,宗泽自觉地作圣贤工夫的践行者,躬身于道德的实践以完善自身的德行和人格,将个体的有限生命扩充至无限圆满,今天看来,依然是我们的榜样。



 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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